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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
 
 原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石建国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三个阶段。与此相伴随,国企改革大体上也经历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三个阶段。从党对经济体制理论探索的整个历程来看,关键问题是国有企业如何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情况,直接影响或决定了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反过来,国企改革的自身要求和生动实践,也促使我们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不断走向深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之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主要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第二阶段是从南方谈话到十六大前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和建立阶段;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六大之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国有企业(“国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党的十四大前后领导人讲话和党的正式文件中,交替出现。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营企业”修改为“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始终与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紧密相连。从二者的互动与关照中,可以回溯我们党何以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也会更加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何以任重而道远。

  一、关于计划、市场的争论与国企改革的探索

  “文革”结束后,面对当时人心思变、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集中抓了两件事。第一是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罪行,稳定全国局势;第二是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快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目标,在经济体制上表现为两种诉求:一是党中央希望尽快地恢复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秩序,加速发展;二是农村和企业基层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

  在财政很困难、发展要加速、改革要推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如何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呢?从笔者掌握的现有材料来看,我国新时期改革的起步,从党中央关注的层面来说,最早是从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这个当时较为急迫的问题入手的,但改革却首先在农村获得突破并取得成功。

  改革原有经济体制的诉求,与当时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主要领导人的发展思路是合拍的。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提出,“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要挽起袖子来干”,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提出了“二十三年设想”。在“二十三年设想”、“十年规划”(1975年1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制订发展国民经济十年长远规划的任务。之后,国家计委草拟了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文革”结束后,国家计委根据“二十三年设想”对“十年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1978年2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国务院提出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但该纲要草案后来并没有公布和下达。)的鞭策和鼓舞下,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效益既是现实的经济要求,也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1978年,党中央派出了几路经济代表团到国外考察。作为经济改革的“侦察兵”,这些代表团在向中央汇报时,都强调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汇报后普遍感到,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些好经验值得借鉴,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有不适应的地方。

  基层厂矿的广大干部群众,也强烈要求变革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1978年,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带领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同志到江苏调查。在与十几个大厂厂长座谈时,厂长们指出了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强烈要求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一些厂矿的负责人尖锐地指出:“每次权力下放,总是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从来没有人想到要下放到企业。企业一点自主权都没有。管得这样死,经济怎能发展起来?”(转引自《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318页。)

  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从发扬经济民主的角度,着重谈了放权问题。他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在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也提出“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331页。)。简而言之,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是:下面企业有呼声,上面中央有要求,企业改革蓄势待发。

  地处祖国西南的四川省率先而动。1978年10月,该省选择了六个企业作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扩权改革得到了全国企业的热烈响应。到1979年年底,国家经委等部委确定的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参见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放权改革中施行的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盈亏包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由于企业基础不一,情况不同,“鞭打快牛”(有些企业因为原来指标先进,基数高,上缴多,利润增长较慢,企业得益少。相反,有些企业原来效益差,基数低,上缴少,利润增长较快,企业得益多。这种现象被企业批评为“鞭打快牛”。)逐渐成为普遍现象。为了体现平等竞争,党中央从1983年开始推行“利改税”。

  与企业改革的缓慢推进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特别是特区改革快速推进的“双轮驱动”。“双轮驱动”效应,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气象。这也倒逼国企改革加快步伐,催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更大突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和经济特区兴建以后,对经济改革中某些做法的担忧与争论仍旧存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时指出,要将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企业“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本来在起草《决定》的过程中,原稿是“所有权同经营权分开”,但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些同志提出要加上“适当”两个字,改成“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从而弱化了“两权分离”这一提法的明确性。(参见谢明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诞生前后》(二),《百年潮》2009年第12期。)

  “两权分离”的提出,为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施行和推广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第二步“利改税”(1983年推行“利改税”时,中央给企业制定了高达55%的所得税税率,同时还要上缴利润调节税,税负过重抑制了企业的积极性。1984年9月,国务院决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试图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但效果不好,财政困难局面进一步加剧。)推行效果不明显后,承包经营责任制取而代之。

  在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争论的背景下,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报告明确提出,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是实行两权分离的有益探索,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此后,承包制迅猛推广开来。

  但企业承包制在施行过程中也存在许多异议。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承包人谈判能力不同,人为地造成了企业的苦乐不均。从实际结果来看,企业采取短期行为的做法越来越普遍。1988年治理整顿开始后,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市场疲软,企业销售不畅,“三角债”问题严重。到1991年末,国营企业出现了明亏、暗亏、盈利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困境如此,企业的承包制也就推行不下去了。

  总之,无论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从总的趋势上来看,都是我们党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引入并扩大市场机制的改革。改革效果虽有目共睹,但改革之路却充满艰辛。此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每前进一步,亦饱受争论之苦。在国内财政困难,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改革遍试药方而病根不除的情况下,形势迫切要求我们的体制改革要有新突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党,决不能走“全盘西化”的歧路;同时“开弓没有回头箭”,试图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也已绝无可能。我们党不可能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永远踯躅、徘徊下去。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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